這是一次與環保有關的會議。會上專家作報告時透露的一組數字引得在場聽眾投來關注的目光：在國內參與調查的66個城市中，40%左右飲用水的全氟和多氟烷基物質濃度超標，華東和西南地區最為明顯；多氯聯苯污染主要集中于京津冀、遼東半島、長三角和珠三角地區，位于典型工業城市的永定新河、海河、遼河沈陽段和松花江哈爾濱段沉積物中濃度較高；得克隆在室內灰塵中普遍存在，檢出率較高，且城市地區要高于農村地區，北方地區要高于其他地區……
全氟和多氟烷基物質、多氯聯苯、得克隆……說起它們的名字會讓人感到陌生，但它們可能已遍及我們的生活環境。它們同屬于一個類別——新污染物。
在近日舉行的中國化學品綠色可持續發展大會上，石化業內人士將目光齊聚新污染物，探尋治理之道。
每年新增千余種 新污染物分布廣而雜
我國是世界最大的化學品生產使用國，也是最主要的化工原料供應國，在產在用的化學品超過5萬種。
“隨著化學品的大量生產和廣泛使用，化學品生產、加工、儲存、運輸、使用、回收和廢物處置等多個環節的環境風險日益加大。”中國石油和化學工業聯合會會長李壽生表示，由化學品生產、交通運輸、違法排污等原因引發的突發環境事件頻繁發生，由新污染物引起的環境損害與人體健康問題日益顯現，化學品環境風險防控形勢日趨嚴峻。
目前，已明確納入新污染物范疇的包括持久性有機污染物、內分泌干擾物、抗生素、微塑料四大類。據生態環境部環境規劃院有關專家介紹，新污染物可以從“新”和“污染”兩方面辨別。簡而言之，新污染物一般是指新近被發現或關注的，對生態環境或人體健康存在風險，且尚未納入管理或現有管理措施不足以有效防控其風險的污染物，多具有生物毒性、環境持久性、生物累積性等特征，在環境中即使濃度較低也可表現出顯著的環境風險與健康風險。與常規污染物不同的是，新污染物環境風險隱蔽性更強、治理復雜性更高。
新污染物涉及的領域與經濟發展和生產生活息息相關。以《關于持久性有機污染物的斯德哥爾摩公約》新增列和正在開展評估的化學品為例，短鏈氯化石蠟、十溴二苯醚、得克隆、毒死蜱、紫外線吸收劑等化學品的使用行業眾多，部分化學品還與農業生產、生活用品、半導體、航天產品等必需品密切相關。諸如短鏈氯化石蠟年生產量可達百萬噸以上，毒死蜱涉及農業生產和糧食安全。但它們的替代品開發較為困難，在可獲得性、性能、成本、環境與安全等方面存在沖突，這給新污染物治理帶來巨大挑戰。
推進治理迫在眉睫 立法、技術、評估等難題待解 近年來，我國政府將新污染物治理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2021年11月，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關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堅戰的意見》提出，針對新污染物實施調查監測。2022年5月，國務院辦公廳印發《新污染物治理行動方案》。2023年7月，全國生態環境保護大會明確提出，把新污染物治理作為國家基礎研究和科技創新的重點領域，狠抓關鍵核心技術攻關。
“新污染物治理已成為我國污染防治攻堅戰的新戰場。”全國政協常委、人口資源環境委員會副主任、中國工程院院士王金南指出，新污染物治理將推動我國生態環境保護工作從霧霾、黑臭水體等感官指標向更加長期、隱蔽的新污染戰線轉變，推進新污染物治理迫在眉睫。 多位專家表示，新污染物治理還面臨諸多難題。
首先，立法薄弱是突出短板。當前，我國尚沒有國家層面的化學品環境管理法律法規，現行的法律法規和標準以末端治理、達標排放、監管執法、應急響應為主，且多以常規污染物為對象。這既無法滿足有毒有害化學物質從源頭到末端管理的“全生命周期”環境風險管控要求，也不能為《新污染物治理行動方案》的實施提供足夠的法律依據。
其次，我國新污染物研究處于起跑階段，相關技術比較匱乏。一方面，由于新污染物危害機理復雜、在環境中轉移和歸趨過程復雜、污染控制難度大，綠色替代品研發技術要求相對較高；另一方面，新污染物來源、途徑、機理尚不清晰，生態和健康毒性、風險評估等研究基礎薄弱，替代、減排、治理技術支撐不足，檢測分析方法缺失，配套技術規范和指南也不完善。
再次，現有新污染物管控機制不暢、管理能力不足。具體表現為：尚無明確的化學品環境管理協調機制，有關部門職責不明；管理部門內部缺乏橫向和縱向的管理機制；專職工作人員有限；財政資金支持不足且缺乏穩定的專職專家技術團隊；未開展系統的監督執法技術培訓，基層工作人員幾乎沒有新污染物管理能力。
除此之外，如何對正在生產和使用的化學品進行識別、評估并實施管控也是新污染物治理面臨的重大挑戰之一。生態環境部固體廢物與化學品管理技術中心化學物質環境風險評估中心主任陳瑛談道，發達國家和地區的經驗表明，化學物質環境管理面臨巨大的數據收集和風險評估需求，我國需要開展大量數據調查、環境監測、環境風險評估與管控等基礎性工作，以支撐新污染物環境風險的管控與治理。
石化行業既是化學品的生產者，也是供應商。談及石化行業開展新污染物治理面臨的困難，王金南認為主要有4方面。一是我國石化行業尚處于產業鏈底端，部分領域存在技術門檻低、產品質量要求低、產業結構不合理、發展水平參差不齊、易發生價格戰等現象。二是行業面臨的綠色貿易技術壁壘嚴重，部分領域的發展速度落后于發達國家，供應鏈前端核心技術的自主研發能力不強。三是企業自身管理能力有待提升，大部分生產制造企業的環境風險意識和環境管理水平仍明顯落后于外企，還有部分生產制造企業不掌握風險源識別和制定風險控制措施的方法。四是國家整體化學物質危害識別能力較為落后，國際談判和國內工業發展易受牽制。
風險管理是核心 防控還需“篩”“評”“控”
“都有哪些物質?從何而來?哪些物質風險最高?哪些物質需要優先管理?哪些物質現階段能管得了?”對于新污染物如何治理，王金南提出這樣5個問題。他表示，新污染物治理要體現風險管理理念、全生命周期理念和優先管理理念。其中，風險管理理念為化學物質管理的最核心理念，全生命周期理念和優先管理理念嵌套于風險管理理念之內。在此基礎上，新污染物治理應構建以“篩”“評”“控”為主線的防控思路。
具體來說，“篩”“評”是方法和基礎，“控”是目的和手段，前者決定后者的內容。“篩”是結合環境與健康危害以及環境暴露情況，從數以萬計的在產在用化學物質中選出潛在環境風險較大的污染物，納入優先開展環境風險評估的范圍。“評”是針對篩選出的優先評估化學物質，對其生產、加工使用、消費和廢棄處置全生命周期進行科學的環境風險評估，精準錨定其中對環境與健康具有較大風險的化學物質作為重點管控對象。“控”是對于經“篩”和“評”確定的重點管控對象實施以源頭淘汰、限制為主，兼顧過程減排和末端治理的全過程綜合管控措施。 王金南還提到，構建新污染物風險管控體系，相關部門要著力實施五大戰略。包括要構建新污染物治理法規制度、深化新污染物全過程管理、夯實新污染物治理基礎、建立新污染物調查監測評估體系、強化新污染物治理科技支撐。與此同時，政府要通過政策引導企業由被動轉為主動，不斷提升企業的自主創新力和競爭力，推動生態環境風險防控從突發風險防控型向累積和突發兼顧型轉變。
中國石油和化學工業聯合會副會長周竹葉認為，石化行業要主動謀劃新污染物治理，積極落實有關規定要求，持續推進行業綠色可持續發展。一是加快有毒有害化學品替代，強化源頭管控。認真履行《關于持久性有機污染物的斯德哥爾摩公約》《關于汞的水俁公約》等環境公約，圍繞管控化學品開展替代技術和替代產品的研發和推廣。二是推進綠色技術改造，加強過程控制，加快重點行業清潔生產評價指標體系制修訂，開展清潔生產技術改造和清潔生產審核。三是深化污染綜合治理，減少污染排放。四是完善綠色制造體系，打造綠色化工。五是推進環境信息公開，履行社會責任。積極配合政府有關部門做好重點化學品生產使用信息調查、環境風險篩查與評估，掌握行業化學品環境風險信息。
（文章來源：www.app17.com）
